于此，社会效果的考量相当于是一种对教义学的激扰机制，法理论要求部门法学说借此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
北京大学储槐植教授曾提出法定犯时代已经到来这样一个命题，对我们正确理解法定犯的时代意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行政法规中，一般都有刑事责任追究的提示条款，这些提示条款对于法定犯具有犯罪的标识作用，在存在行政违法性的前提下，把行政要素对于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的规制机能，而行政法规对于行政犯的认定提供了行政违法的标准，从而充实了法定犯的构成要件。
行刑竞合的现象也可以说在法定犯的构成植入了行政要素，不同于自然犯罪的单一构造。当然，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中，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处罚，行政处罚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是行政违法行为，而刑事处罚主体是司法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典就成为法定犯和自然犯共同的法律载体。因此，我们需要对法定犯予以充分的关注。（一）法定犯脱胎于古罗马法中的禁止恶观念 法定犯和自然犯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在古罗马时代存在自体恶和禁止恶的观念。
事实上，司法认定难以完全离开行政认定，实践操作比较困难，甚至不可能。由此我们认为，行政机关就某些法律问题所给出的意见虽然对于司法机关认定法定犯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不能被完全采信，司法机关应根据对法律的理解进行独立的司法判断，保持独立的立场。2002年，第四次民法典起草，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民法草案，但被搁置。
民法典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权益保障和国家良法善治的大局。民法典是治国安邦的国之大典研究证券律师业务运行，靠常识很难解决，必须找证券律师做调查。理解中国法治各具体环节的实践过程、机制、后果、制约条件等，理解不同因素在具体环节中的作用以及通过何种机制起作用。
我们应当从事理出发，直面中国法治实践，充分理解中国法治展开的宏观背景、资源条件、制约结构、社会基础等，理解这些方面给法治发展带来的空间、制约和限度。法官对司法实践最熟悉，但他们写不出《送法下乡》。
日常生活经验只有经过理论反思之后，才能以事理的方式呈现出来，进而才可能提出相应的法理问题。相应地，中国法学所运用的理论，大多来自西方，从西方社会和法治经验中生长而来，与中国的社会和法治实践有一定的距离。这样的法理就不会与中国法治实践隔膜，而是有助于理解并指导中国法治实践。而从事理讲法理，看起来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的解析、日用道理的陈述，背后需要经验，但更需要理论视角，尤其是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既有的法学理论并不能提供多少力量资源。
从上述意义上说，从事理讲法理，比讲抽象的法理难得多，尽管后者看起来更晦涩而有深度。讨论网约车的规制，依据直觉的判断很有可能出错，需要依赖大数据以及对网络大数据的科学分析。而那些与日常生活相对较远的领域，更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与之相反，那些抽象讲法理的论述和写作，看起来却是复杂的、深奥的，其中有不少晦涩难懂的词汇和术语，不但一般人听不懂，就是行业内专家理解起来也颇为费劲。
相对简单的社会可以通过日常生活获取经验，在复杂社会越来越难以如此，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从而就变得举足轻重。显然并不是生活经验越丰富，就越能讲述事理和法理。
2017年，张文显教授在《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一文中指出，法理学研究应把法理作为中心主题，倡导部门法学与法理学共同关注法理问题。讲抽象的法理，某种程度做的是搬运工作，尽管这种工作也有一些技术含量， 搬运之前需要转译，搬运之后还要思考如何摆布。
如果不能将两者迅速关联，那些词就变得晦涩难懂。要弄清楚事理，需要有正确的社会科学分析。因此，法律在实践过程中就会遇到各种问题，理解这些问题的事理，提炼背后的真正法理问题，检验来自西方的法理，就十分必要。这些工作既要有足够的经验基础，也要有恰当的提炼和足够的理论化程度，而不至于陷入经验细节的表述。从而，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精当概括出事理，对法治具体环节、过程进行概括，揭示出重要的结构、因素和机制，并概念化、体系化、理论化为法理。这些来自西方的法理，有可能是普遍有效的，也有可能是西方特有的。
目前，学术界乃至社会上对中国法治存在诸多不同甚至分裂的认识和期许，而中国法治到底应该向何处去，法理学所提供的智识资源其实远远不够。要提炼有意义的法理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事理。
例如，传媒监督法治问题需要对媒体和受众进行专业的分析，还需要用组织学知识对媒体内部的组织结构进行分析。从事理出发，就是检验法理的一种重要方法。
换言之，法治不是从中国社会自然成长起来的，而是来源于向西方国家的学习、借鉴和移植。至今，我们在这一点上做得仍然很不够，不少人依旧仅仅关注那些抽象而空洞的理论，在西方法理的观照下谈论法律的应然品格，妄自菲薄地从中西比附、以西附中对中国实践进行批判，用先入为主的法理和价值预设来评论法治实践个案，这样很难提炼出有价值的理论问题。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法律制度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一般来说，词与物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通常人们理解词时，以词背后的物作为经验基础。《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是一个起点，秋菊的困惑表明，以西方法理为理论基础的当代中国法治体系难以回应秋菊的诉求，还损害着乡土社会长期以来的互惠关系，造成悲剧性结局。从事理去讲法理，之所以简单易懂，是因为人们在见到词时，能将词与物迅速关联起来。
而抽象的法理之所以晦涩难懂，就是因为这些法理并非是从中国社会自然成长起来的，而是源自对西方法治实践的抽象，讲述这些法理的词汇和概念所指代的物，与我们的生活有一定距离，从而很难快速还原成生活经验。事理，就是事物的规律和道理。
同时，中国社会中也会存在普遍有效或特有的法理。而抽象的法理之所以晦涩难懂，就是因为这些法理并非从中国社会自然成长起来的，而是源自对西方法治实践的抽象，讲述这些法理的词汇和概念所指代的物，与我们的生活有一定距离，因而很难快速还原成生活经验。
然而，实际状态常常是执法者与执法对象在协商的基础上完成。而且，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法律现象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而形成的现象，社会关系是一种事物，因此，法理的提炼与推导，需要以法规范这种事物的事理为基础。
法治最初是一种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因其有效性而逐渐变成世界性的。这些都需要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越是复杂的社会越是如此。目前法理的知识体系不能描述现实，因此，提炼符合实践的法学理论就十分迫切。法律和法律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事物，因此，法理是一种特殊的事理。
从事理出发，意味着从中国社会出发，尊重社会创造的法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理。正因此，那些来自西方法学，看起来普遍有效的法理，应该在中国法治实践中受到检验。
从事理讲法理，诉诸的是常情常理常识，讲述的是生活经验，看起来比较简单，没有任何深奥的、玄乎的理论。所以，从事理讲法理，看起来是诉诸日常生活经验，诉诸常情常理常识，其实背后需要理论视角。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苏力就开始践行从事理讲法理，不抽象地讲通常从西方来的那一套法理，而是从事理切入讨论法理问题。现代社会是个复杂社会，社会分工发达而细微，绝大多数人局限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范围之内，对自己专业之外的事情知之甚少，对工作之外的知识大多来自媒体，而媒体信息往往极为简化。
